NBD：为了让这个城市更通畅、更有效率，能不能上一些“硬手段”？

    牛凤瑞：国家确实可以通过行政等手段分化北京的区位职能，但我认为这并不可取。首先，部分城市职能搬迁，具体来说是企业、人才和资源的向外流动，这里面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问题，被强制分流GDP，无论哪个城市也不愿意；其次，从经济学上看，这个搬迁成本是巨大的，它与一个人今天到北京、明天到上海绝不是一个概念，而且企业、员工到新地方后如何适应当地环境是一个大问题，很多业务往来，关系网需要重新构建。

    还以金融举例子，如果把金融街真搬到别的地方去，整个中国金融行业效率都会降低，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；最后，还要看承接地承载能力，产业和人不一样，它以逐利为主要目的，肯定不会心甘情愿配合国家政策选择外移。其实，我认为目前还是矛盾的集聚期，如果人在城市的生活和经营成本与他能谋取的利益相加为零时，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到了被解决的时候。

    成长“烦恼”

    NBD：既然迁都不能成行，那么“治堵”能在北京内部功能区划进行协调和部署吗？

    冯长春：北京确实要调整城市空间组织结构，工作地点现在都集中在二三环路之内，但大型居住区都在城市外围，比如五环外的天通苑、回龙观，整个城市没有形成多个中心，向心型的交通压力就会比较大。

    我一直说，北京要“拇指型”发展交通，通过快速公交引导市民在办公地周边，选择居住地，拇指的中间则是城市绿化空间。例如北京的IT和高校集中在北部地区，金融集中在西部，大企业集中在东部，那么可以建设相应快速公交，将IT人才和高校人员的居住集中在北部快速公交沿线，实现居住地和办公地的直线衔接，避开城市拥堵点。此外，北京要将政务办公地点集中，目前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政府各委办局都是分散的。外地人来办公事，如果需要去住建部、发改委、国土部，就需要反复利用地面交通（地铁均不直达），必须开车或者打车。

    何东全：目前规划界提出了很多近似的概念，如职住平衡、就近就业等。应该进一步深化这些概念，从简单的定性描述，转化为具体的可量度的指标，比如职住平衡，或者高混合度的复合开发必须在步行的范围（即500~800米）完成，或者在提供良好自行车运行条件的空间里扩展至1~2公里的平衡。如果在更大的范围通过区块划分达到职住平衡则无意义，因为这一范围的职住需要通过小汽车交通完成。

    即使有些学者认为小范围的职住平衡和混合使用规划，不能保证居民全部使用当地的就业岗位和基础设施，机动化出行仍然存在，但通过高混合度的开发，一方面可以直接减少机动车出行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出行在空间上均一化，避免了潮汐向的客流，对于大容量公交体系的配置非常有利，而且居民出行平均距离也会缩短。我认为规划思路的调整，是应对城市交通问题的核心。遗憾的是，现在一方面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对交通问题的终端和表象进行处理，另一方面我们还在通过快速的造城运动，不断地重复以前鼓励支持小汽车出行的城市建设模式。

    牛凤瑞：北京市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它的住房需求、居住种需求能满足的时候必然向外扩张。作为城市建设来说，除了我们小区建设以外，小区外的一些城市公共设施配套问题，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我们应该按照城市的这种运行、生存和发展而建设城市，规划城市。

    回龙观等地的公共设施配套不完善加剧北京拥堵现象是存在的，但扩展新城有两个模式，一是政府建设公共配套设施吸引房地产开发商、投资者注入，二是先建起大片居住区，随后带动相关公共设施投资跟进。应该相信，回龙观等地区未来几年就可以成为和市中心差不多一样的繁华地带，那时交通问题就能缓解，目前我们经历的是成长的烦恼。

    结束语：我们的城市发展应该有所统筹规划，城市也要专业化，这样才更好地把资源分散。我们现在那么多地方做汽车，却没有一个“底特律”；香港、深圳、上海、北京都在争“金融中心”，却没有形成“华尔街”；北京已经是政治文化中心，还是经济中心、智慧中心，如此“大而全”不利于人口的分散。

    何东全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

    冯长春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

    牛凤瑞 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